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2022-12-13 来源: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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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今天,是我国第9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5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人生故事和交汇的人生际遇或许会给你答案。

  一个雕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这样一组雕塑:母亲丧生在日军的屠刀下,不懂事的孩子还在母亲身上吃奶,大一点的孩子坐在一旁哇哇大哭。

  这组雕塑源于真实的故事,当年那个坐在一旁哇哇大哭的孩子,就是9岁的常志强。1937年12月13日,是常志强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9岁的他目睹了父亲、母亲、4个弟弟被杀害,姐姐被刺5刀后被强奸。

  他回忆,日本兵用刺刀戳向母亲胸口。最小的弟弟被摔到了地上,哇哇大哭,日本兵拿起刺刀,对着小弟弟的屁股就是一刺刀,挑起后抛了出去,三个大一点的弟弟扑上去,拽、咬日本兵,均被残忍杀害。

  日本兵走后,母亲靠坐着看着常志强流泪,常志强立刻去找最小的弟弟小发发,“地下全是死人、全是血,踩得脚底下都发黏了。小弟弟趴在那边想朝上爬,我就喊小发发,他听见我的声音,拼命地朝我跟前蹿,他的小鞋子也跑掉了,袜子也没有了,小脚冻得通红,全是血。我妈妈看到小弟弟后,拼命地挣扎,把手撑起来,把衣服拽开,把纽子解下来,给我弟弟吃奶”。

  回忆到这里,常志强流下了眼泪:“我妈妈把衣服拽开来以后,我看到几个刀伤都在流血,有个刀伤里头还冒血泡泡,我弟弟不懂事拼命地在吃奶,血泡泡多,我就赶快上去,我说妈妈我给你捂着,你坚持一会儿会好的,可是我妈妈不能讲话,眼泪直掉,掉着掉着头一倒,倒过去了。我晓得我妈妈死了”。

  后来,常志强听到“红十字会”的人说:“当时有一对母子的尸体,小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吃奶,两人冻在了一起,分都分不开”。他哭着说,那是我的母亲和小弟弟!

  一块红绸

  之后,常志强和幸存的姐姐被好心人带到了南京安全区。

  当时,绝大多数外国人逃离了南京。约翰·拉贝等人却不顾危险留了下来,1937年11月,约翰·拉贝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共救助了20多万像常志强一样受难的南京市民。

  1938年的新年,南京的难民们曾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先生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拉贝的战时日记还记录下了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为控诉日军罪行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

  一本相册

  和常志强一样,在安全区保住性命的还有当年14岁的罗瑾。1938年的1月,为了生计,罗瑾到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一个日军军官来到店里冲洗胶卷,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照片。气愤不已的他偷偷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

  为保留日本人的罪证,罗瑾挑选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张照片,制成了一本相册。他在封面上写了个“耻”字,画了个心在滴血。

  1941年,为逃过日本兵的搜查,罗瑾把相册藏在了南京毗卢寺茅厕墙上的洞中,再回去找时却不见了。他因此逃离了南京

  在毗卢寺的茅厕内,这本相册被另一个年轻人吴旋发现,当时他听说日本人正在找一本相册,便偷偷取走,藏在毗卢寺。一座佛像底座的夹层里,此后,他一直冒死把相册带在身边。

  抗战胜利后,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面对审问否认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这引起了南京人的极大愤慨,看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后,吴旋跑回家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取出那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已经发黄的相册,将它上交。

  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吴旋上交的照片在法庭上作为“京字一号证”出示。1947年4月26日,法庭将被告谷寿夫依法枪决。

  一本书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志强很想去看看,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段痛苦的经历他不愿再回忆。

  直到1997年,常志强在电视中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他愤怒得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他就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他们不是不承认吗?我活着,这就是见证。”

  也是在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出版。这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曾连续10周成为《纽约时报》畅销冠军。常志强正是张纯如这本书中记录的幸存者之一。

  在耶鲁大学收集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资料时,张纯如发现了约翰·拉贝的存在,便开始寻找拉贝的后人。

  经过不懈寻找,她终于联系上了约翰· 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小心地保存着外公的文件、日记和照片,其中就有极其宝贵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文献。在张纯如的促成下,1996年12月13日,《拉贝日记》向全世界公开。

  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时,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她在黑暗中,想象着遇难者的感觉,在脑海中她每天听到的故事,串起一个个画面。在夜里,她坐在屋里,被一堆她看不见的图片包围着,看着墙上的一张张地图,想象着自己就在现场”。

  张纯如的母亲说:“虽然纯如没有经历过那场残忍的战争,也出生在美国,但是她始终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妄图抹杀、歪曲历史事实。“张纯如一直觉得自己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声”。

  成书后,她又遭遇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后来她患上忧郁症,2004年,她在自己的车中开枪自杀,时年36岁。

  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

  1993年清明节前后,70多岁的老人罗瑾回到南京,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当他走到一本相册展览内容前时,眼睛突然一亮:这不正是自己50多年前丢失的相册吗?

  1995年6月10日,吴旋和罗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相见,共同回忆见证了这段传奇历史。

  1998年,吴旋先生在南京去世。

  2005年,罗瑾先生在上海病逝。

  2020年,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请求中方为他所在的医院提供抗疫药物援助。很快,南京人捐赠的物资就送到了德国。包装箱以紫金草和和平鸽为底纹,醒目处印着一句歌德的名句“生活之树常青”,旁边还盖有一枚约翰·拉贝先生曾使用过的印章,有“福祉长隆”四个字,这是南京人一声跨越80多年的谢谢。

  2022年,美国旧金山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开设纪念张纯如阅览室。阅览室被命名为“一个人的力量”。张纯如曾说:“请你务必、务必、务必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令世界大为改观。你是一个人,你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志存高远,不要限制住你的目光,永远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或理念。”

  当年只有9岁的常志强,如今已是耄耋老人。2005年12月,常志强去日本多地参加证言集会与和平交流。之后,又参与多部纪录片的拍摄。他经常会在那座雕塑前驻足良久,一次次泪眼模糊。

  他说:“我有两个家一个家在身边,一个家在墙上。”

  如今的常志强已经94岁高龄,他的女儿常小梅撰写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并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她说,父亲虽然老了,但是这份历史记忆,她会继续守护下去。

  南京大屠杀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对常志强而言,南京大屠杀是浩劫、是痛苦,是强忍着悲痛一次次把伤口展现,只为了做好历史的证人。

  对拉贝而言,他作为一个外国人,本可以逃离南京,但他选择了留下,庇护了数十万中国人,而中国人也对这份恩情涌泉相报。

  对吴旋和罗瑾而言,他们本可以不冒风险,但为了有一天讨回血债,他们冒死接力保护了一份罪证。最终,将主犯送上刑场。

  对张纯如而言,她从未经历过这场战争,却为了让世人知道那罄竹难书的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用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了世界。

  对你我而言,南京大屠杀从来不是历史课本上的文字,而是我们的祖辈和同胞流过的血、亲历的痛。它从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点。85年来有无数人,为了那段历史奔走甚至付出生命。

  只要我们记得,他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只要我们记得,他们的勇敢和力量就将在我们身上继续延续。

  只有铭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能珍视和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只有捍卫历史的真相,才能守护和平与正义。(来源: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娜)

  责任编辑:戴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