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的背后,他们在默默付出

2020-06-03 来源:深圳市总工会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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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0”的背后)

  今天,“深圳工会”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战疫工会人》阿卡贝拉MV(点击查看),邀请工会工作者代表倾情献唱,致敬在疫情期间默默奉献的深圳工会工作者。

  据统计,疫情期间,全市各级工会干部超过18000人走上基层一线,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也许,在外界看来,他们只是这场疫情中基层治理人员之一,但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故事。

  今天,我们选取了五位工会工作者的抗疫故事,故事里,有温暖、感动,也有离别、恐惧……

  但更多的,是一个个克服困难、默默付出的工会工作者的缩影……

  0的背后,他们在默默付出

  大年初一,在惠州父母家里过年的黄建添,手机里弹出了返回待命的通知消息。前一天,他才和妻子、孩子从深圳匆匆忙忙赶回来,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贴了春联、吃过年夜饭,正是年味最浓的时候。

  “没想到市里的动作这么快”,在到龙岗区总工会工作之前,他做过多年的警察。这份敏锐让他已经预感到“可能会有动作,最先上前线的应该是公安”。

  他没想到,年初五自己就被派上防疫一线,成了惠盐高速坪地段的首批“守关人”,负责江西、福建、河源、梅州等地进入深圳车辆司乘人员的体温检测。他所在的龙岗区总工会,先后抽调了22名干部职工,参与高速路口交通卡点的联防联控工作。

  这时,王培清已经从江西赣州赶回了深圳。他在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工联会工作,辖区有40多家企业,他得马上赶回来,先摸清各个企业湖北籍员工的具体去向,接下来的工作才好开展。

  余青青被困在了河南信阳老家,这里与湖北接壤,要出省得等到3月份。

  她是龙华区新田社区工联会主席,人没法到深圳,但工作已经来了,大量的防疫物资等着她调配发放,她只能在家远程办公,常常是左手接电话,与别人对接工作细节,右手还在护理床上的母亲。

  有时候她也会想,是不是上天有意把她留在了家里。母亲癌症晚期,已经时日无多。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是做女儿的心愿。

  01

  “稍微比上次高一点就很紧张”

  在深圳长大的沈宛怡,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领了结婚证。这个春节因为疫情,作为驻港部队现役军官的丈夫没能赶回来团聚。

  和父母过完短暂的春节,年初七她就回到了南头街道总工会,负责下社区统计武汉户籍人口的相关情况。她不意外,虽然是工会工作者,但每逢台风、暴雨等突发情况,她经常要到社区支援相关工作。

  她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组,一户一户敲开武汉户籍居民的门,询问对方的近期去向、是否有湖北亲戚来访,及体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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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宛怡上门统计情况

  多数时候居民们都能配合统计,但总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打了电话还要上门问,传染给我们怎么办”;有人每回答完一个问题,就迅速关上大门,三个人不得不一次次敲门,询问下一个问题;还有人躲在房间里,不愿意配合体温测量。

  那是疫情最汹涌的时刻,居民的担忧可以理解。她和另外两名搭档,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检查的间隙,三人也常常抽空给自己测测体温,“稍微比上次高一点就很紧张,有一次测出来是36.9度,心里快吓死了”。

  沈宛怡没有太多害怕、担忧的时间,最开始的大半个月,她没休过一天。之后的两个多月,每周她也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一天走门串户后,回到家里几乎是沾床就睡。

  02

  “后来才觉得怕”

  黄建添所在的惠盐高速坪地段关卡,每日来往的车辆频繁,深圳东北方向进入的车流均要途径于此。关卡附近正在修路,周围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初五一大早,他和其他负责检查车辆的同事,乘车经过一段建筑工地的黄土路,到达紧急设立好的关卡处。

  他和另外三名负责检查的“守门人”,主动请缨组成了大巴车检测小组。

  第一天上岗,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四个人一开始计划得很好,“前面一个人引导,后面一个人疏导排队的车辆,剩下两个人上车检查”。很快,越来越密集的车辆打乱了计划,“时间根本就不够,只能一人检查一辆车”。

  没过多久,他们又发现,车内密闭空间温度偏高,人坐得久了,体温也会上升,可能会出现误测。“让车里的乘客们下车,稍微吹下风,测完体温后再一个一个上车”。但这个办法也有问题,大巴车检测被分配在一条临时停车道上,车辆一停,供人们站立的空间十分有限,考虑到乘客安全,他们最终还是上车测量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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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添在大巴车上检测入深乘客体温

  因为防疫物资紧缺,大家身上的一次性防护服第二天还得拿出来继续穿,“每上一次厕所就得脱一次防护服,特别麻烦”,洗手间是刚刚在路边装好的临时厕所,吃饭、休息都得在厕所旁进行。没有桌子,大家找来纸箱和木板,垫起一张临时桌子,蹲在路边吃完了盒饭。几天后,关卡附近才搭起帐篷,放置了一些桌椅。

  “那时候对疫情还没有概念,可以说是无知者无谓,主动请缨到大巴检测司乘人员体温,在大巴车这种密闭空间里和那么多人接触,也是后来才觉得怕的”。

  从联防联控卡点撤回来以后,随着疫情愈发严峻,他才意识到当时的凶险,“有时候喉咙有些干咳,就会担心,是不是在卡点跟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后摸了脸,该洗手的时候没有洗手”。

  03

  “总觉得我还能赶回来照顾她”

  3月上旬,余青青在信阳解封后匆匆赶回了深圳。走之前,她不是没有矛盾过,母亲躺在床上看她的眼神里,有太多的不舍。最后,她还是抱着一丝侥幸离开了家,“总觉得疫情很快就会结束,我还能赶回来照顾她”。

  回来后,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快就淹没了她,她被调到了龙华区总工会,但新田社区工联会的工作一时也离不开她,辖区内大批做外贸的企业停摆,每天都有劳资纠纷等待她调解,“有些二月份工资没发,有些面临裁员”,她调解经验丰富,对辖区内企业和职工的情况非常熟悉,没有比她更为合适的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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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青青(左)和一线职工

  “平时我们都是尽量维护工人的权益,但这次有些企业是确实困难,我们也会劝工人,稍微理解一下企业”,她出身农村,弟弟和很多亲戚都是打工者。在工作中,她和园区里很多一线工人都成了好朋友,打工者的困境与艰难,她完全能够理解。但现下的情况与平时不同,她要维护工人的利益,也要兼顾企业的难处,因此处理起来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耐心,离开的工人走之前,也不忘了给她发条信息告别——“我真的要告别大深圳了,有机会再回来看你”。

  忙了一个多月后,父亲在一个晚上打来电话,母亲快不行了。她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还是没能赶上最后一面。

  办完母亲的葬礼,她又得赶紧回来工作。走出了家门,她就得努力调整好状态,把悲痛埋在心底。痛苦,总会不经意地漏出来,有时候打完一个电话,她就得躺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让眼泪慢慢地流出来,然后再深吸一口气,重新处理手头的事情。

  04

  “是不是去做保安队长了”

  3月初,在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工作的孙永健,被派往石岩街道应人石社区,到辖区内的4个工业园区,支援企业复工工作。他属于第二批支援者,“我们比上一批幸运的是,企业的防疫意识已经比较强了,没人敢偷偷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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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健细心检查企业的防疫情况

  尽管如此,他也不敢大意,复工要求中的各项细节他都要检查清楚,有些企业将隔离点设置在员工宿舍区,位置不太起眼,他要上上下下几趟才能找到。

  另外,他还要每天在工业区抽查已复工企业的防疫情况,“体温记录、消杀记录,连垃圾桶盖子没盖好都不行”,那段时间,他每天微信运动的步数都超过了2万步,时常霸占运动榜第一名,朋友们都调侃他“是不是转行去做保安队长了”。

  一个多月后,他回到了职工服务中心后,时不时地还会跑回工业区看看,尽管那里的工作已经由下一批同事负责,“经常不放心,像有一阵子宝安被划为中风险区,我就赶紧跑过去了”,工业区里与他相熟的保安,碰到时总会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一句“现在你真的不用再过来了,我们做的挺好”。

  05

  “家人不敢让我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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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清发放疫情宣传资料

  王培清的宝宝只有几个月大。那段时间,每次他回到家,一家人就特别紧张,“赶紧给我消毒,提醒进洗手间洗澡”,那阵子家人不敢让他抱孩子,“我经常要给湖北回来、居家隔离的人送物资,确实还是有风险”。

  他手上的工作不少,除了慰问湖北归来的居民,还要协调企业复工的各项工作。

  那段时间,疫情瞬息万变,各项防疫措施也要随之灵活调整,“有时候昨天是这么规定,今天可能就改了”。为此,他常常半夜或凌晨接到企业的电话,“问我湖北籍员工来了,是送到社区隔离点,还是居家隔离”。

  王培清负责的企业当中,大多数也是外贸企业。为了解决这些企业员工的生存问题,他们要与辖区内的防疫企业协调,从停摆的外贸企业中,输送一部分工人过去,解决企业和工人的实际困难。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全民投入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民战争。

  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工会工作者没有缺席。余青青、孙永健、王培清只是他们的缩影,疫情期间全市各级工会均派驻工会干部下沉社区、深入疫情防控一线开展工作,社区小区、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码头、口岸等重要关口,隔离点、隔离酒店,企业、工业园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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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者协助医务人员为隔离居民进行咽拭子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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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工会“老兵”开着巡逻车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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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者奔赴防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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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作者在测量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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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工会工作者

  除了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工会工作者们在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上发挥了优势,他们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作为企业和职工之间的“润滑剂”,他们第一时间了解职工诉求和情绪,主动化解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他们用基层职工情怀为这场战役注入了工会力量。

  这个春天,疫情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轨迹,也包括奔波在抗疫前线的5位工会人,有人在迎接新的希望,有人还在试着告别……

  最近,王培清总算被家里人允许,每天能抱一抱宝宝。沈宛怡计划十月份和丈夫办一场像样的婚礼,夫妻俩已经将近半年没见过面了。作为家中的独子,孙永健现在也没敢告诉父母,疫情严峻的时候,他每天要在工业园里走2万多步。

  做过多年的警察,黄建添对疫情依然心有余悸,“办案的风险是可知的,有经验和办法应对,疫情是我们完全不可知的”,他同事的父亲,前段时间染上新冠肺炎去世,“深圳就这么几例死亡,就被他遇上了,很痛心,很惋惜”。

  今年母亲节,余青青和同事们策划了母亲节活动,却不敢转发任何东西到朋友圈,“大家都在感恩妈妈,可是我已经没有母亲了”。

  她的生活,也有新的期望,“等这段忙完了,我要请新田的工人朋友们好好聚一聚,要调走了,得好好跟大家告个别。”

  南方工报责编:徐红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