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力量。他们有着不同于父辈农民工的就业取向、工作状态和劳动目标。201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时隔十年，199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新的“新生代农民工”。站在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关口，记者走访珠三角地区建筑、制衣、外卖等行业的90后农民工代表，倾听他们的期盼和建议。
传统行业打工人 学门技术活，想当职场“常青树”
“年轻人少，不愿意到工地干活。”中建三局深业世纪山谷花园项目部的周丛庆在施工现场见到的农民工都是四五十岁的居多。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年轻人想得长远，认为工地活是青春饭，老了就干不动”。“他们想学门技术活，因此加强产业工人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周丛庆分析道。
周丛庆的话说到了罗俊才的心坎里。1991年出生的罗俊才来自揭阳普宁。2015年参加工作时，他进了家乡一家制衣厂，学习电脑绣花。学有小成的罗俊才跟一些制衣厂谈合作，开始承包绣花业务。“没料到，开销多，收益少，入不敷出。”2017年，罗俊才到建筑工地干活。一开始在揭阳地区的项目部，干的活又多又杂，包括搬运、电钻、打混凝土之类的。而罗俊才偏好水电管线搭设这块的工作。“因为有技术含量，也是基础设施，有赚头。”他的想法是“把水电管线搭设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学好，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而拥有承包相关工作任务的能力”。为实现目标，他下功夫学习，平日跟着老师傅实操。“可看不懂图纸，无法独立完成施工任务”，这让罗俊才很苦恼。他期盼，除了岗前培训，希望公司能够推出系统培训课程。“最好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员工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和技能。”
对父辈农民工来说，收入较高的建筑业、门槛较低的制造业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相同行业里却有不同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吃一口青春饭，攒一笔钱回老家。他们想当职场“常青树”，甚至融入城市。
“在广州买房子，成为真正的广州人。”这是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信息员石海媚的期盼。1990年出生的石海媚来自广西平南，自2009年4月入职国光电器有限公司生产部门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在国光工作的12年里，石海媚认识了同厂打工的丈夫。如今，夫妻俩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社会的多元发展，让个性张扬的90后有了更多择业空间，单调机械的工厂生活往往成为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像石海媚这样安心在同一家制造企业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并不常见。
在石海媚看来，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她坚守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工厂里，她是生产信息员，丈夫是仓储主任，两人在事业上互相照应，一起成长进步。最让他们高兴的是，公司工会帮助他们解决孩子的入学难题。“孩子能就近入读广州公立学校，解决了我们这样的外来农民工的一块心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石海媚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更加强盛，老百姓的日子能越过越红火。老百姓看病难、购房难的问题能进一步缓解，在外打工一族的工资能跟得上房价上涨的脚步。”
新业态从业者 有更多社会尊重，更好融入城市
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依托线上平台的新兴职业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偏爱。不少单位的调研表明，年轻人宁愿送外卖送快递，也不愿进工厂。共青团深圳市宝安区委员会去年曾对辖内12家外卖、快递企业的青年展开就业情况调研。数据显示，32.14%的快递、外卖行业青年曾在工厂从事制造业相关工作，但对于今后再入厂工作普遍兴趣不高。这折射出互联网共享经济浪潮下劳动力从制造业分流到服务业的现状。
周意是一名95后，有着军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后浪”不服输的干劲。2017年入职饿了么加盟商（广东野马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广州众多的外卖骑手之一。在任职骑手的第一个月，周意凭借勤奋和努力送了800单，一跃成为配送站里成交量第二的骑手；第二个月周意继续奋斗送了1200多单，将第二名骑手远远甩在后头，稳坐配送站当月成交量第一把交椅。短短三年时间，周意从一线骑手晋升为管理层人员，负责公司运营、行政、后勤、培训、财务等工作。努力和勤奋给周意带来稳定收入，“月入3万多，买了车、买了房”。周意的成长经历，被公司后来入职的一线骑手当成榜样。
但是，周意也有苦恼。“学历不高，限制太多。”在公司工会帮助下，他报名参加学历提升项目，还带动同事参与。“希望公司和社会给我们多一些机会，我们都有上进心，都想成长。”谈及建党100周年的期盼和建议时，周意说，“希望社会能够尊重外卖骑手这份职业，让外卖骑手更好地融入城市。”
高流动性“短工” 劳动权益得到更多更好保障
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特点表现出较高流动性，这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突出。他们从事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频繁跳槽工资和职位都不见增长，总在低水平徘徊。从事日结工资的制衣工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2016年，20岁的肖育晔进入东莞一家毛织厂工作。“当时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至14个小时，人生似乎被圈固在了工厂周边10公里范围内。没时间娱乐，没时间谈恋爱，和老家农村的生活基本相同。”肖育晔回忆道。
两年后，肖育晔来到中山某培训机构工作，刚开始做前台，几个月后开始做培训老师。去年，他买了一辆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跑滴滴。“走出来，换种活法。不想再像父母亲一样为了打工而打工。”这是肖育晔离开老家农村进入城市的目标。
“如今的生活开始变得多元起来，未来几年想实现‘三个一’目标，考一个文凭，买一套房，谈一个女朋友。” 肖育晔说，期待党和国家多关注90后新生代农民工情感需求，多关注灵活就业群体，希望社区多组织年轻人之间互动交流，希望国家出台更多政策保障他们的各种权益。
每年春天是制衣行业的开工旺季，在广州制衣厂林立的康乐村、大塘村一带，前来应聘的工人比比皆是。今年27岁的黄先生，春节过后从湖北老家来到大塘村找工作，现在利杰欣制衣厂做冚车工。“城乡发展还是有差距的。对于我们来说，大城市机会更多，工作更好找，工资水平也更高。”黄先生告诉记者，在广州，只要肯干，月薪过万并不是难事。
作为一名90后，黄先生渴望自由，因此他只做临时工，做一天结一天工资。“做临时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时间，更自由更灵活。”这种工作方式也曾让家人质疑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黄先生不想一份工作做到老。“现在社会机会更多，只要有技能，不愁找不到工作。”
黄先生向记者分享了他的择业观：“以前老一辈更看重薪资，只要工资高，再辛苦都能熬。现在年轻人更看重发展，假期、工作环境、晋升途径，这些都是我们找工作的标准，希望工厂可以倾听我们的心声。”
对于未来，他憧憬着社保待遇能真正覆盖到所有工人。“现在的制衣厂很多都没为我们这些‘短工’缴纳社保，希望国家的社保政策可以因势而变，要求用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为我们缴纳社保，扩大社保覆盖面，让我们这些工人老了也能享受社保待遇，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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