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辈的故事,请备好纸巾!

2021-10-15 来源:南方工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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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4日是重阳节。节前,本报开展了《我和我的父辈》故事征集活动,聆听不同职工笔下的“家国情怀”,感恩、致敬每一位教给我们人生道理、为我们指引奋斗方向的父辈。现选取部分文章刊登,以飨读者。


       父亲是个工程兵

  国庆前夕,电影《峰爆》上映,影片讲述了基建人挺身而出展开生死救援的故事。在灾难面前,万众一心、人民至上的救援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影片最后还播放了一些铁道兵片段,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中国基建的伟大。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基建兵,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紧张,父亲所在部队负责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修建军事工程。在那个物资极度缺乏、经济落后的年代,他们不得不白手起家,搭建茅草棚,安营扎寨。营区周围野兽出没,蚊虫成群,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部队给养供应不足,基建兵们就用咸菜、盐水下饭。施工设备简陋,他们抱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内打眼爆破,排哑炮,战塌方。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工作,几乎没有节假日,不仅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还极高。

  在生死考验面前,父亲和战友们克服各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昼夜奋战,保质保量地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军事工程,出色完成了各项国防施工任务。1966年,父亲被评为“工程兵二级技术能手”。

  1970年,父亲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师十四团戍边,在毒蚊毒蚁、蛇蝎恶虫、吸血蚂蝗、蜇人野蜂成群的艰苦环境中垦植热带作物。他积极参加各项平整土地,新修水利,担泥积肥、种植作物等高强度体力劳动的生产大会战。与同事们一起将成千上万亩荒山野岭,建设成长满各种农作物的良田。

  1974年兵团撤销,恢复国营红星农场建制。父亲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直至退休。父亲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农垦事业,获得“广东农垦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粤西农垦局先进工作者”等各级荣誉数十项。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一直用他的言行为我树立榜样。我汲取了父亲为事业奋斗拼搏的精神力量,沿着他的奋斗足迹,先后获得“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深圳最美家庭”和省市区等各级志愿服务荣誉数十项。

  2020年春节期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我和同是党员的妻子,在父亲的鼓励下,主动响应组织号召,投入抗疫一线,双双被评为“南山区年度优秀志愿者(抗疫类)”。我们还荣获了“南山区最美抗疫家庭”称号。

  如今,父亲老了,步履变得蹒跚,大手变得干燥粗糙,黑发也染了白霜,可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却永远高大伟岸。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父辈》电影上映。我带着父亲前往观影,与他一起重温父辈们那段努力拼搏的奋斗经历,一起感受父辈们那段激情燃烧的时代记忆。

  父亲的“工匠精神”

  ■贺强松

  父亲与我的父子缘分,只有短短的十多年。在我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因意外去世了,尽管如此,他在我心目中却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多年来,我仍然时时思念着他。因为父亲不但深爱着家人,他在学习上的求知若渴精神,在工作上对技艺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自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是一名裁缝。他在我们乡场开了一间裁缝店,还时常带着他的两个徒弟走村串户上门为村民做衣服。裁缝,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是一份比较光鲜的职业。凭借这一门手艺,父亲给了我相比别人家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

  父亲裁缝店的生意好,主要在于他的技术好、服务好,收费也便宜。他做的衣服,合身、美观又结实。当时做衣服是真正的“量体裁衣”,每当有顾客上门,他都亲自量好客人的身高身宽等相关尺寸,用一个专用的本子记下来,根据客人的身材特征设计合适的款式,严格按尺寸裁衣缝制。而且他裁剪技术高超,总是尽可能地节省布料,并把多余布料随同新衣送还给客人。父亲的细心和对乡亲们的友善,换来了更大的尊重,很多邻镇的村民都舍近求远来找他做衣服。

  至于为什么父亲会学到裁缝这门手艺,我不知详情,但从大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一些零星信息。初中毕业后父亲回到农村干农活。当时农村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几乎注定要接过父辈的锄头,继续当一辈子农民,但父亲不甘心只做个农民。爷爷说:“你要是不想种庄稼,就学一门手艺吧,天干饿不死手艺人。”

  在农村能掌握一门技术,就是找到一张长期的饭票。可是学什么技术好呢?爷爷曾给父亲选了好几个行当,什么木匠、瓦匠的,但这些无一例外都是重体力活,父亲干不来。巧的是,父亲曾从学校里带回来几本关于服装裁剪技术的书,他觉得自己适合做裁缝,就照着书上的方法,找些破布片学习剪裁衣服,再手工缝制。父亲做的这些“衣服”像模像样,这极大地激发了他做服装的兴趣。于是他就用新布给家人做真的衣服,没想到大获成功,与服装店做的不相上下。这以后父亲就开始“接单”,为左邻右舍做衣服。后来,还在镇上开了一间铺子,母亲也成了他的好帮手,生意一度红红火火。

  父亲自学成才,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我相信,这“奇迹”的背后,一定是父亲热爱阅读的求知精神、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才掌握了技术的精髓,逐渐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有时我想,父亲具有的这些宝贵精神,不就正契合当下提倡的“工匠精神”吗?可以说,当时的父亲就是一名非常敬业的工匠。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初中快毕业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带走了父亲,但父亲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一直激励我勇敢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

  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的“规矩”

  ■廖明华

  父亲是一个会几门手艺的农民,农闲时出门打工赚钱补贴家用。无论在哪里干活,他总要带两本书。父亲的书五花八门,大到砖头厚的中外名著,小到只有巴掌大的连环画,他都收集。

  小时候,我常骑在父亲的肩头。有一天赶集,到了一家书店,我坐在他的肩上,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父亲问我,喜欢书架吗?我回答:喜欢!

  父亲当着许多人,大手一扬,说,那我就在家里给你做一个书架,让你们兄妹三人都读很多的书。

  自那以后,我们家有了一个小书架。书架是他用装墙壁的边角板做成的,摆放在卧室门旁边。睡觉前,父亲都要看一会儿书。父亲看,我们也跟着看。

  长大以后,我漂泊异乡,无论是住在工厂宿舍,还是出租房,都要做一个书架,摆上书。我的书架做得很简单,用木板或五金边角料再加几个纸箱,菜刀当锤子,把它们钉起来,折腾几天就完成了。

  小时候,乡村人家的红白喜事少不了烟花爆竹。一大群孩子,双手捂着耳朵,眯着眼等一串鞭炮响完,箭一般冲过去,争抢地上的哑炮。那一天,我捂起耳朵正要冲锋抢哑炮,父亲拉住了我,“喜欢玩火炮儿是不是?回家我教你做!”

  回家后,父亲开始做鞭炮了。纸做的筒子切段,垫底的黄泥巴粉和放中间的火药、硝粉都要先烘干,用碓舂细,再用筛子筛,然后穿引线、打紧、编串、捆团……父亲做的时候,很小心,安全防范措施做得足,因而制作很慢,但他做的鞭炮很少有哑炮,他手把手教,我兄妹三人都学会了,再不去抢哑炮了。

  “列宁同志教育咱们,说话做事要讲规矩,衣服穿得旧一点有什么关系!”列宁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我无从考证,但在我兄妹三人成长的岁月里,却是经常听父亲讲起。

  岁月如梭,我的孩子已读高中了。父亲的规矩,我记着,也会教给他们。

  爷爷的徽章

  ■陶泽邦

  这是一枚略显陈旧的红色徽章。徽章以红色为底色,四周围绕着金色麦穗,正上方高高升起一颗大五角星,被四颗小五角星环绕着,正下方是一个汽车方向盘和一个船锚组合。这个徽章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交通革命事业。

  这是爷爷留下来的工作徽章,一直由我保留至今。徽章虽旧,却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内含家族变迁的故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新中国的成立、社会的发展,意义深远。

  我爷爷陶祖栋是广州越秀人,奶奶易洁湘是香港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家人居住在现在的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爷爷担任交通向导,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击国民党部队,从广州南下,一直到现在的湛江徐闻,准备过海支援海南人民。

  过海前夕,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爷爷在粤西留了下来,以南下干部、粤西地区交通负责人的身份筹建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交通革命工作。

  扎根粤西后,爷爷把全家人从广州接到粤西生活。家人也非常支持爷爷的决定,跟随他无怨无悔地投身于党的交通革命事业。其中,奶奶服务于地区汽车总站,于上世纪80年代末离休。我的妈妈服务于地区汽车运输公司,1986年因公牺牲。

  在扎根粤西的几十年里,爷爷从零开始,艰苦奋斗,先后担任地区交通监理站站长(后改制为公安交警队伍)、交通安全委员会主任。这枚红色徽章,就是爷爷当时的工作徽章,见证了新中国交通革命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

  爷爷为党的交通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一辈子。1999年4月,敬爱的爷爷因病逝世,公安交警部门的同事为他盖上党旗送行。

  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2006年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广州生活和工作,传承家族使命,继续在党的文化教育、乡村振兴事业扎根奉献。

  红色徽章见证了我的家族变迁。从广州南下粤西,又从粤西回到广州,至今整整七十二载。“家”的坐标在变,但不变的是,我们永远跟党走!

  “仗义”的父亲

  ■张艳丽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父亲就过了古稀之年。

  父亲年轻的时候,因为教师身份得以从大队部带报纸回来。夜闲时,就着一台煤油灯,读报纸给左邻右舍听。乡邻听不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声情并茂地讲解。由于他的讲解,乡亲们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开拓了视野。

  村里人闹矛盾,总喜欢找我父亲调解。在大家心目中,父亲识文断字是村里的主心骨,凡事经过他打比方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通常都会化干戈为玉帛。遇上前后村的红白喜事,大家也喜欢请他去当账本先生。

  父亲在乡间的轶事太多,有些是道途听说,有些则是我所见。记得有一年国庆节,那时我上小学,我们村的张强结婚,通红的喜字贴得到处都是,吹唢呐的一班人马早早来了,不停歇地吹着欢快的歌曲,村庄显得异常热闹。

  帮厨的人进进出出,人人脸上喜气洋洋。但很快这种喜庆被张豹打断了,他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回来,喊道:“不好了,新娘子家坐地起价,要离娘费50元,要不然不发亲。”

  大清早,新郎和张豹一行6个人就挑着鱼面担子去了新娘家迎亲。这会儿要离娘费,新娘子家明摆着是故意刁难。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一时间哪里弄得来50元?而且,这会儿客人都来了,青菜萝卜也备上桌了,新娘子若接不回来,岂不是成了一场笑话?

  当时众人都盯着父亲看,他正在磨墨,一个盆一个被单地记账。二伯说:“兄弟,劳烦你跑一趟,多带几个人去。”“又不是打架抢人。”父亲放下毛笔,拍拍身上的灰,和张豹一路往对面的杨庄村去了。

  村前村后的人大家都互相认识,他径直来到新娘家,把新娘的父亲杨林喊到一边,了解变故的前因后果。杨林有些不好意思,托辞说:“孩子娘当家呢!孩子是她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你们这是割别人身上的肉往回填?50元不是小数目,我们张姓可以凑给你家,但你想过没有,你闺女进门就负债。再说了,为这点事你落下不仗义的名声,走哪都要被别人指指点点。”父亲说道。

  杨林脸上挂不住,又喊来他的老婆,父亲又对着两人说事实讲典故。最后,这场婚礼在中午时分,按时拜堂完毕。

  受父亲的言传身教,不善言辞的我时刻谨记他的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多面手”父亲

  ■刘文光

  父亲已经90多岁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一个努力拼搏、自强自立的人,让人敬佩。

  说起我的父亲,得先说我的爷爷。爷爷是一个秀才,曾在乡下私塾教书,收入微薄,又因为子女较多,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也因此没读多少书就出来干活养家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能看书,但看得很慢。

  为了生计,父亲干过很多活,包括一些靠卖力气的活。后来,他进了一个生产塑料橡胶制品的集体小企业,做了工人。那时,我见到父亲买了很多书,都是关于电工、焊工等方面的专业书籍。要读懂这些书,对于一个仅仅读过初小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父亲的工作经常要三班倒,工作苦累之余还要抽出时间学习,需要很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更让我敬佩的是,父亲读完了这些书还投入了实践,成为技术多面手,无论做电工、车工、钳工、焊工,他都是一把好手,是厂里名副其实的技术骨干。

  为了学会模具设计,父亲购买了制图和设计方面的书籍。学会后,他独立设计出一个模具,然后一个人使用机床进行车、铣、刨、磨等加工,将模具制作出来,并用于生产,使得试产调整时间大大减少,省钱省时间。

  在工作上,父亲是全能型;在家里,他也是。小时候,家里的家具大多数是父亲制作的,他会使用各种工具,将一根根原木变成一张椅子、一张桌子。

  我觉得父亲吃过一些亏。比如很多人找父亲解决问题,他都能解决,但没法子将解决办法写出来。加上没有学历,最终,他连一个技术工人也没评上。我经常跟父亲唠嗑,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评上什么职称,只考虑如何做好工作。我敬佩这样平凡的父亲。

  如今,我有了儿子,他懂得电脑、手机、网络等新鲜事物,而这些我的父亲都不明白,儿子因此有点瞧不上他的爷爷。我总设法向儿子讲述我的父亲自学成才的那些事,让他了解,他的爷爷是多么了不起的人。

  伯父的尺子

  ■张世能

  伯父已退休多年,是一名老铁路职工,但他用过的那些圆规、丁尺、插图片、椭圆模板等绘图工具却一直珍藏在他的书柜里;在施工设计图全靠手绘的年代,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小时候受伯父的影响,我总喜欢把玩这些尺子,学着伯父在图纸上涂涂画画。长大以后,习惯鼠标电脑的我虽早已不再使用这些“过气”的尺子,但在我看来,它们陈旧却又充满光芒,饱含着一代铁路人的汗水、泪水、智慧、力量和精神,记录着铁路历史创造者的艰辛和辉煌。

  我的家在湘西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让这片土地保留了传统的民风民俗,同时也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随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山里的人们亦向往着山外的世界,渴望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铁路人的到来,让湘西这片土地,充满了新希望。

  新中国成立前,湘黔铁路未铺轨至湘西就戛然而止。1970年复工后,这条铁路的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我的伯父就是建设者的一员。刚参加工作的他,就参与了这场铁路建设会战。当时除铁道部和有关工程局调集的9万多人的设计、施工队伍外,还有80多万民兵参加了这场会战。伯父说那时候铁路建设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用的都是军队建制,成立了指挥部、民兵团、民兵连。设计、施工队伍和民兵团结一心,一把手搭着一把手建成了湘西的第一条铁路线——湘黔铁路。

  上世纪80年代,没有电子地形图,制图者需把纸版地形图放在乒乓球案子上,铺上一层硫酸纸,四个人从四个角往中间会合着描图。伯父说:“那时候用尺子画图,画一座桥就是一年。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个尺寸、每个数字都需要一个个计算出来,7位数的坐标几乎要把计算器的小屏填满了。一个设计做完,计算书都是厚厚的一本。”

  湘黔铁路的建成,改变了家乡交通闭塞的状况,给封闭的大山打开了一道豁口,让外界与湘西开始连结。时光荏苒,只有一条湘黔铁路的日子已成为历史,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的建设,走出大山的路越来越通畅。在伯父的影响下,我也走向了国家基础建设的道路,并参与了家乡第二条高铁张吉怀铁路的建设。和伯父相比,而今电脑制图取代了“过气”的尺子,机械化、信息化施工取代了人海战术。还借助了BIM技术构建数据集成、信息共享的智能化统一平台,实现项目从开工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管理。张吉怀铁路途经湘西更多城市,串联起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芙蓉镇、凤凰古城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助推家乡山区脱贫攻坚特别是旅游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伯父到我,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从一把把绘图尺到现在精准快捷的电脑绘图。几十年的风雨变迁,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为铁路献身的青年才俊,变的是越来越发达、精准的绘图技术,变的是日益改善的生活;不变的是铁路人绘图的严谨,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不变的是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不变的是筑路报国的使命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