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文学中“看见”20世纪中国发展史

2024-10-21 来源:南方工报 作者:马大为 徐丘濂 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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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从平民文学到文化符号、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叙述——(引题)

  在打工文学中“看见”20世纪中国发展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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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专家交流会现场。全媒体记者马大为/摄

  10月16日,“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正式开展,该展通过大量的文献、图片、音像资料,以历史事件为脉络,重要事件为节点,追溯自1984年以来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打工文学的历程、价值与未来展望专家交流会当时在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举行。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市文联原专职副主席杨宏海的主持下,与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围绕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社会价值、文学意涵及未来展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地位

  “打工文学的价值不可否认”

  1984年,打工者林坚创作的短篇小说《深圳,在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上,被视为打工文学的发轫之作。该文以主人公在深圳这座新城市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当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存竞争,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从此,无数个像林坚一样的打工者开始用亲身经历书写他们的底层生活和内心挣扎。

  1988年12月,深圳本土首本文学内部刊物《大鹏湾》创刊,受到打工群体的高度关注,投稿作品源源不断,单期最高发行量超过10万册。1989年,杨宏海写信给《特区文学》总编,力荐打工作家张伟明发表在《大鹏湾》上的小说《下一站》与《我们的INT》。随后,《特区文学》转载了短篇小说《下一站》。

  1990年1月,杨宏海所撰写的《深圳文艺绽新花——读宝安县文艺杂志<大鹏湾>》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首次对《大鹏湾》及其“打工仔文学”进行评介,成为打工文学的“报春花”。1991年,在发表于《当代文坛报》的《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杨宏海正式提出“打工文学”概念,并指出打工文学为特区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化品格,为岭南文学的血脉注入了更多商品经济的基因。

  “毋庸讳言,大部分打工作家的写作素养与理论准备不够,作品大都粗糙平实。”杨宏海说,在“文学中国”的视域下,自古以来就有“精英文学”与“平民文学”之分,打工文学就属于“平民文学”的范畴。文学不等于经典,在“文学中国”的背景下,精英文学与平民文学并存,文人作家与打工作家同在,这才是和谐的文学生态,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不同层次文学艺术的需要。

  杨宏海说,作为“平民文学”,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一是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资源,电视剧《外来妹》、电影《特区打工妹》等均取材于打工题材;二是培养了人才,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海内外影响,涌现出如王十月、郑小琼、郭金牛等大批作家和诗人;三是实现了打工者群体的文化权利,打工文学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宣泄、整合等功能。

  “打工文学是中国传统的悯农文学的老树新花,是世界移民文学的中国故事。打工文学为广大的打工者提供了惠而不费的精神食粮,歌颂了打工者哀而不伤的主体思想。”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张一文强调说,“打工文学的价值,是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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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杨宏海在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对打工群体进行文化关怀的几点建议》,并得到答复。《南方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劳动者之光:打工文学40年回顾展”藏有《南方工报》2005年12月8日的当期报纸。全媒体记者马大为/摄

  记录

  “既是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不知不觉,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诞生的打工文学,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走过了四十年漫漫历程。四十年来,众多劳动者我手写我心,从书写自身经历到关注时代发展,为时代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作为一名打工文学的书写者、组织者,广州市增城区图书馆副馆长罗德远参与主编的《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刚刚出版。“我们谨以此书,作证漂泊青春,致敬打工时代,献给无数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实际上,打工文学有‘两副面孔’,一是深圳故事,一是中国故事。”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杨于2020年主持出版了《深圳新文学大系·打工文学卷》,对打工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作了梳理,并探讨了打工文学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此书呈现了学术界对打工文学的总体评价。

  “从边陲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深圳用了仅仅40年,但这座城市有着一种历史匮乏的焦虑,缺乏一种文化符号。在深圳,外来务工者占绝对多数,对他们来说,这里是工作赚钱的地方,没办法产生一种对家园的认同感,欠缺祖祖辈辈累积下来的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李杨说,“要把深圳当作自己的家园,就需要进行一种文化创造。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名作《看不见的城市》所提到,真的城市是看不见的。要看到‘看不见的城市’,得靠文学作品才能实现。所以,某种意义上,打工文学的编撰、出版、研究,实际上是建一座‘纸上的博物馆’。这是深圳所独有的,打工文学浓缩了深圳所有人的共同经验、痛苦记忆及未来希望。”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了世界上55座城市的故事,每晚讲一座城市。全部讲完时,忽必烈问他,为什么不讲你的家乡威尼斯?马可波罗说,“我所有的故事都在讲威尼斯,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是威尼斯的影子。”借着这个故事,李杨指出,“深圳不仅仅是一座城市,也是一种中国记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浓缩在深圳。所以打工文学讲述的不仅仅是城市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期待

  “把打工文学写入当代文学史”

  “打工文学在海外同样引发了关注。原因是,打工文学既是审美经验与社会经验的交叉点,也是审美冲动与道德冲动的汇合。对打工文学而言,如翻译诗歌般纯粹的审美冲动并没有消失,但往往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希望打工者能预见到上升的社会流动的机遇,这就是道德冲动。”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生导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多次造访深圳与相关人士探讨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发源于深圳,走过了40年,应该要从类型化角度来看待,会更细致一些。打工文学作家这一群体,他们的差异性比共同点要大。研究打工文学,要聚焦到每一个类型、每一部作品甚至每一个个人,强调的是个体。”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柳冬妩(本名:刘定富)曾经对林坚所创作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进行过长文解读,“这部作品,和中国当年的先锋文学,在叙事手法、审美方式上是同频共振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经验的表达,也是一种审美经验的表达。因此我认为,早期打工文学的作家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审美表达形式,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是体现都很充分的。”此外,对打工诗歌的谢湘南、郭金牛、郑小琼等,打工散文的王十月等,他都有各自专门的研究。

  “打工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标签,这种文学的命名往往是滞后于创作的,而且具有阶段性,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打工文学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内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到了哪一阶段,还需要观察和研究。”羊城晚报社文化副刊部副主任、高级编辑吴小攀及其所在的媒体长期对打工文学保持关注。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李杨教授已实现把打工文学引入了北大课程的愿望。现场,他许下一个宏愿,“把打工文学写入当代文学史。”“以前,打工文学是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但我希望将其转化为文学史的概念,用打工文学来讲述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故事,从下乡到进城。‘下乡’的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目前当红的作家不少就是知青作家,但‘进城’的打工文学的意义绝不在前者之下,而且从下乡到进城,整个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全部体现在深圳打工文学。”

  (来源:南方工报 作者:全媒体记者马大为 徐丘濂 通讯员李姣)

  责编: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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