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近日，在陕西西安火车站，70岁的刘爷爷在外打工一年即将返乡，他说一年挣了3万元，每天生活费约10元，共支出3千多元，打工比种地轻松。老人说他有个女儿，生活也不容易，不想给她添负担。
春节作为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驱动着许多人踏上了“回家的路”。不论是方便面、香肠和煮好的鸡蛋成为“农民工春运食谱”，还是父亲为5岁女儿带上了24斤菠萝蜜作为“回家的礼物”，抑或“七旬老人打工返乡”，春运为我们观察农民工提供了一扇窗户。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面对“七旬老人打工返乡”，不同的人们难免会出现“七嘴八舌”。有的人认为，高龄农民工年老体衰却不得不外出务工，生活不易；有的人觉得，七十岁的老人尚且自食其力，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还有的人指出，七十岁还能外出务工说明老人身体还不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仅能力增加收入，也能够实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对于许多农民而言，“干到干不动为止”不仅是一种生存压力，也是一种对劳动的热爱与认同。在乡村里，依然有不少农民在田间地头里劳作；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化，一些老人选择了进城务工，因为城市里有比乡村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从事可以承受的绿化工作，让这位老人比留在乡村有了多得多的收入；不仅可以减轻女儿的负担，也可以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本。
“七旬老人打工返乡”说到底，只是一个群体生存生态的缩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女儿有给予年过七旬的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法定义务。可是，许多乡村老人并没有“等靠要”，而是懂得体谅子女的不容易，能够不麻烦子女的就尽量不麻烦子女，能够少让子女承担的就少让他们承担，能够自食其力就不会指望子女养老甚至还会给予子女帮扶。
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父母心”这个观念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感情上的，另一个是道德上的。从情感上看，父母对孩子的无私行为极大地体现了父母的爱；从道德上讲，父母也处在一种特定的道德压力之下。在乡土熟人社会，不懂得体谅子女、不懂得为子女分担的老人们，很容易在舆论场遭受批评质疑乃至污名化。读懂“七旬老人打工返乡”的爱与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高龄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
健全乡村老人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老有所养”；做好老年就业体系与法律的接轨，健全劳动权益保护；面对“七旬老人打工返乡”，我们没有必要做过于悲情的解读，而是要为他们提供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让他们“生活多一些保障，心灵多一些温暖”。
